城关派出所的一条回复很直接很强大

左脚刹车

新闻晨报2014-10-18 讯   10月15日上午9点，上海长宁区泉口路虹康绿地休闲广场上，近30名穿着靓丽的大妈在快乐地跳舞。然而，现场很安静，听不见音乐声。原来，她们用上了“静舞音响”：一台带无线发射装置的播放器和无线耳机。跳舞的大妈们表示，戴上耳机跳舞，不再担心扰民，她们没有了心理压力，舞步也更轻快。

4G达人

古代为什么搞迷信，让人民相信有鬼神，然后弄鬼神吓吓人。。。
不信神鬼，不信公平原则，现代一批人天下无敌了，连派出所和城管都没辙。。。

凯莉

最近看了几个有关集体癔症的讲座，我发现，现在的广场舞，还有几十年前的打鸡血、早晨饮尿，甚至F L G，等等，都有集体癔症的症状，而且其中的有一条“易感人群”不仅仅极像，就好像是专门说她们的！
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是胡说的哦。

如果真的是集体癔症，也难怪公安部门奈何不了。

我不懂，瞎推测的哦。说错了，只管拍砖头。

王人犬

“广场舞是集体癔症？”

别瞎扯！

当心大妈们奶奶们活活吞了你！

凯莉

“广场舞”背后的孤独人群

http://sunxiaoji.baijia.baidu.com/article/10047

凯莉

“最炫民族风”的音乐震耳欲聋，大叔大妈们的脸涨得酱紫，在被冠以“城市广场”之名的水泥丛林开阔地里，捉对挑起了交谊舞。一曲未终，调子又换成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后排等候已久的大妈立刻插上，手中扇子刷地甩开，随后，只见几十位中年大婶手中抖动着扇子，随着音乐竭力摆出各种糟心的造型。不久，音乐不知怎么变成“江南style”，于是，广场上的大叔大婶又集体蹦跶起了健身操，随着他们肥胖身躯起伏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噪声和旁若无人的自信……

以上是比较典型的“广场舞”场景，据说此舞如今已成了一大社会公害。生活在密密麻麻的城市水泥丛林里，人们的宽敞空间本就不多，如今还被广场舞的舞团强占去，佐以高分贝的网络神曲和大妈舞姿，是为视听的全面污染。难怪最近有新闻说，浙江温州某广场的住户们不堪其扰，干涉未果之后，决定以暴制暴，合伙买下一巨型高音喇叭，每当广场舞音乐响起就同时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用噪声成功逼退跳广场舞的大妈们。

新闻看罢一笑，却又产生两个疑问。第一，为何大叔大妈对广场舞情有独钟？其二，为何人们与广场舞者屡屡沟通失效，最后不得不粗暴应对？个中道理，探究起来别有一番意味。

要说这广场舞，看上去不南不北，不中不西，实在不是个玩意儿。但以起源而论，却来头不小，其最火热的时段大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此类舞蹈还不以广场舞称，而叫忠字舞。有好事者考证其系音乐舞蹈剧《东方红》的衍生品。这部今天看来十分无厘头的舞蹈剧，在那个极端的年代风靡异常。流风所及，经常会有一群绿军装红袖标，脸色同样是涨得酱紫的青年男女，伴随着高音喇叭里《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的金山上》、《敬爱的毛主席》等等红歌，在革命的广场上，在游行的队伍里，跳着整齐划一赛机器人的舞步。那时，舞者手里拿的不是红红的扇子，而是红红的毛主席语录。他们眼里射着无产阶级胜利的金光，脚下踏碎一切牛鬼蛇神，乌泱泱一片，舞将过来。当时有一首词，“忠字舞，狂且野，飙轮火被金光射；忠字舞，野且狂，舞兴浓处昼夜忘。”亢奋癫狂之态，跃然纸上。

时间一晃，白驹过隙。女红卫兵成了大妈，语录歌变了网络神曲，革命广场改建成商业步行街。但是，相承自当年的革命豪情依然没有变，只是如今的方式更加娱乐化了。那些曾打倒阎王，解放过小鬼的革命青年，今天仍可以堂而皇之迷恋高音喇叭、迷恋广场散发的热情、迷恋节奏强烈、整齐划一的舞步。所有这些都是当年的革命小将们最恋恋不舍的东西，也在他们身上烙下了最明显的时代印记——一群集体主义覆巢之下的累卵。

然而，又是什么让这群人一辈子被集体宣泄的情绪所感染，成为一具在集体中热烈表演的木偶，并且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我想，这恰恰是由于孤独。人类的孤立和孤独是产生集体主义的必要条件，我记得汉娜.阿伦特这么说过。

当人们容身于集体情绪的亢奋之中时，个体性就像水里的糖一样消融无迹了。人们得以逃避孤独，但也牺牲了独立的人格和理性思维。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阿伦特写道：集体主义“致力于一种使人在其中成为多余者的制度。只有在一个使人像毫无自发性的傀儡一样，仅能作出有所限制的反应，只有在这种世界里，极权的权力才能获得和维护。正因为人的资源如此之大，所以只有当他变成一种兽性人的种类时，他才会完全被统治。”这段描述如果移用来解读忠字舞背后的集体心理症候，也是十分精当。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不同的社会会主动塑造与之相适应的集体性格。忠字舞背后的集体性格，是和文革时期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那种社会需要“螺丝钉式”的人格，为一个理想、一个主义效忠是这种集体性格的终极目的。在今天看来，这种极端的集体性格当然无法理喻。毕竟，时代变了，社会变了。今天的商品经济社会强调多样性，其塑造出的集体性格已经和过去毫不兼容。人们不再遵循领袖的“最高指示”，也不用将自己投身于狂热的集体主义癔症而获得政治上的合法，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个体的自由、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以及创造良好的公共空间。这些价值观，与当年跳着忠字舞、今天跳着广场舞的大叔大婶的理念格格不入，甚至可以说，他们不存在更多理性沟通的可能。年轻时吞下一颗红心的大叔大妈，就这样成为了与今天主流社会价值理念脱节的孤独人群。

跳广场舞的人是“孤独”的，但这种孤独并不可耻，它只令人生厌。

凯莉

“大妈广场舞”源头考

http://view.163.com/special/reviews/commiedance0424.html

凯莉

导语：近日又有“石家庄一公园舞池疑因广场舞扰民被泼机油臭豆腐”的新闻出现。“大妈广场舞”是当今的热门话题，其溯源虽不多，且未必精确，但却饶有趣味。
源头1：1940年代陕北“新秧歌运动”作为政府动员工具，是中国特色“广场舞”的起源
中国特色的广场舞并非现代社区的必然产物。因为大型公开集体舞蹈的参与者能从中获得了仪式感，并借此获得集体身份。所以在新中国政府的眼中，各种“广场舞”不是娱乐和艺术，而是组织资源和动员工具。1940年代陕北的“新秧歌运动”就是中国特色“广场舞”的滥觞。1940年代的陕北要对治下的社会组织进行彻底改造，通过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过程，在民众中间建立全新的社会组织和网络，从而获取无与伦比的资源汲取能力。所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1943年中共中央文委确立了戏曲运动“为战争，为生产及教育服务”的总方针。陕北政府为了使秧歌这种兼具舞蹈和戏剧的艺术形式为社会再组织服务，发起了“新秧歌运动”，而且对民间旧的秧歌队等进行了改造。各种新编“秧歌剧”嵌入了大量符合新政权意识形态诉求的政治元素，而原有秧歌队的“负责人均加以政治上的审查”并“派好的党员去担任政治领导”。秧歌这种“群歌竞作，弥日不绝”、“疾徐前却，颇以为戏”的乡间集会自发舞蹈，被变造成政府用来形塑特定世界观的政治工具。
源头2：新中国初期，街道、广场上处处是官方组织的“秧歌舞”，渲染了“改朝换代”、“兴甲兵而制礼乐”的时代改变
1949年，中共夺取全中国。新型的“秧歌舞”对政府来说，除了动员工具以外，还加上了新朝鼎革的“兴甲兵而制礼乐”的意义。自古中国改朝换代就要制礼作乐，以示区别于旧朝，“开出一片新天地”。在1940-1950年代，中国各种“改造”、“跃进”等社会运动，都要在新型“秧歌舞”渲染的一片喜气吉祥气氛中进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早期年代”一章记载：“对新政权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人们从亲身参加的种种新鲜事物中所得到的迷惑不解的感受。……年轻人，特别是参加示威和游行的年轻人中，学会并且表演‘秧歌舞’成为时髦之举。”旁观了新朝定鼎的传统中国文人也捕捉到了街道、广场上处处“秧歌舞”的含义。吴宓在日记中直言：“‘民之秉彝’……今之宣传者，则欲锄而去之，另以一套道理、一串事实、一样语调，强其受纳遵从。愚者不解，黠者貌袭以为己利，多数人直不愿闻问，但仍以处世之机智，敷衍响应而已。异日中国之民心全变，并此简单质朴、勤劳和平之民亦不可得矣。”胡兰成亦说：“从来民间起兵皆有歌舞，如四面楚歌，今之遍地秧歌舞，而且一代之兴，每改服色，其来历便是如此……”
源头3：“文革时代”的“忠字舞”不加掩饰地强制“革命群众”演出和观看，将中国特色“广场舞”的动员工具意义放到最大
中国特色“广场舞”的动员意义，在1960-1970年代的中国被放大到最大极限。“文革”时代的中国“革命群众”们在广场上、大街上、操坪里乃至乡村的禾场上跳“忠字舞”，以表现他们对革命及其领袖的忠诚。“忠字舞”动作简单，就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红歌”的乐声中，参与者齐刷刷做出一些挥拳头、掏心窝、指方向、朝角落里踢坏蛋的动作，无需特别舞蹈基本功和专门训练，易学易会。“忠字舞”是不加掩饰的强制群体演出和张看的流动道具，每天“革命群众”必须跳，但“牛鬼蛇神”和“黑五类”不准跳。假如有一天，有人被禁止去跳“忠字舞”，就要作好被揪出来当“牛鬼蛇神”的思想准备。亲历者的诗句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左旋右转无已时，男女老少俱难辞。爹娘仆地儿孙赞，忠于领袖有何碍。曲终舞罢祝无疆，更有林总永健康。”
源头4：1980年代初解舞禁时，中国公共场所自发出现交际舞、“迪斯科”舞会，但被当作“精神污染”打压
诸如“交际舞”、“迪斯科”这种舞蹈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向是被当成“资产阶级颓废文化”而备受打压。在每一个这种国家，都曾经有过一场关于舞蹈的攻防战：政府极力阻止，而民间舞者则转入地下乐此不疲。这种情形在中国尤甚。1980年代初，中国有限开放关于交际舞、“迪斯科”等舞蹈的禁令。1980年春天，就有一群年轻人在圆明园公开跳迪斯科，其中很多是参加过“星星美展”、“四月影会”的年轻文化人。紧接而来的就是官方的“严打”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既然大型集体舞蹈在新中国政府的眼中是组织资源和动员工具，那就不会允许不被信任的人掌握这种资源。1980年6月和1983年5月间，公安部、文化部先后两次下发《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要求“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禁止聚众跳交际舞”。《通知》中称：“有些人舞姿低级庸俗，丑态百出，伤风败俗。……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坚决要求政府予以取缔。”
源头5：现在全中国风靡“大妈广场舞”，应归功于《全国文明城市数据指标细则》向地方政府给定的“体育文化活动”推广指标
现在饱受诟病的“大妈广场舞”，究其根源，就会发现其实也完全不是自发扩散的现象。2005年开始的创文创卫活动，以及北京奥运会的全民健身活动，从国家行政层面为行政力量推动广场舞提供了土壤。在《全国文明城市数据指标细则》中，对群众体育的发展有明确的要求：“业余群众文体活动团队数量每街道不少于15支；区级大型广场文化活动次数每年不少于8次”。指标压力促使各地方政府将初现的“大妈广场舞”标定为适合推广的体育文化活动。2008年，佳木斯的市民自编一套广场舞。2010年，黑龙江省体育局组织培训，向全省进行推广。2012年，国家体育总局举办为期一周的佳木斯快乐舞步健身操第一期全国培训班，来自全国30个省的60名学员参加培训。这开启了地方兴起舞种——国家级部门确认——以辅导班形式推广全国的新模式。同时，辅导班也被各省级、市级单位采纳，源源不断地培育广场舞指导员。
源头6：“广场舞”是新世纪中国城镇中老年的新社交纽带，用来替代1990年代的“气功热”
1990年代中，老年人在街道、广场上的主要交际纽带是各种“气功”。所以“大妈广场舞”一直能从体育局获得支持，反映了政府正在试图从不受信任的势力中尽可能夺走社会组织资源。与年轻人相比，中老年人不熟悉互联网，难以用新兴科技寻得更大公共空间。此时，各种“气功”又被禁绝。他们有强烈的社交欲望，却只拥有数量有限的社交途径。城镇中老年社交纽带的稀缺，与其数量急剧增加形成对比，造成社区内的紧张。所以体育局提供的“广场舞”这种成本低廉、灵活易学、集体参与的市民体育形式替代“气功”成为城镇中老年的新兴社交纽带。

凯莉

广场舞的潜在变态和疯狂

http://bbs.tianya.cn/post-free-3219050-1.shtml

凯莉

广场舞的潜在变态和疯狂

　　今儿个新闻成都市民扔水炮抗议广场舞扰民。

　　对呀，这行为做了我想做而未能做的、想意识到而一直在潜意识里的。

　　空阔的广场，也许是停车场，也许是安静散步的地方。但每到下午黄昏、傍晚或上半夜，接着就是第二天早晨，那里却被一大堆无聊的人占据着，——他们在跳扇子舞，唱着红歌；他们在练习体操，练习气功或太极，播放喧嚣的音乐，一遍又一遍，反复无数次。这种种现象给人一种感觉：闹市还真是闹市啊！！

　　接着，那些带了小孩的，把你停在附近的车划了，轮胎戳破了；或者，他们自以为他们唱红歌、用发臭的水在地面上写红色标语而自豪，希望你也加入，或赞赏他们。

　　这种广场聚集现象，看似多样性，但已经有了导向，潜在的。这里没有个人的自由，反而有着整齐一律的风格和主题，里面蕴藏着我们整个社会的变态和危机。也许最终会演变为一种疯狂，如集体癔症发作那样的走火入魔。

　　其实，公共场合低声说话，让人家说点私密的事、谈情说爱的事，多好啊！清净、安静、干净的广场，才是放飞心灵的广场，是自由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