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知青在潜山的岁月

几何

网上无意间看到一篇安庆知青回忆在潜山的知青岁月。不了解那个年代的朋友可以看看。
知青袁鹤群：插队的日子
　　从安庆出发，到达目的地，车子开了一个多小时，还不算太远。
　　走进大塘
　　我们十来个人下了车之后，先集中在公社所在地黄埔，这是一个小集镇。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人致了欢迎辞，并通知各生产队来的人领我们去生产队。这些人，早就赶来了。每个生产队，由队长领头，带来了好几个人，帮我们扛行李。
　　从公社所在地到大塘生产队有八里山路，曲曲弯弯，还要过一道河，不但无法通车，连骑自行车都不可能，我们带去的行李，只能靠肩扛手提了。
　　我们三个跟随来接我们的人前往大塘，其他同学跟随来接他们的人前往各自要去的地点。从安庆城一道出来的时候，还是一千多人，而此刻，走在崎岖山道上的就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数小时之前的那种宏大场面已在瞬间消失，我们面对的已是静静的不熟悉的贫穷的乡村。
　　我们终于走进了大塘，这里地处典型的丘陵地带。有山，山不高；有树，树不成林；有水，水源不充沛；有农田，农田贫瘠。十三户人家依傍在山丘旁建屋，是土砖砌墙，小瓦盖顶。下雪的时候，雪能从瓦缝里钻进屋里来，看了令人心里都在发寒颤。屋前确有一个大塘，面积还不算太小，估计有数百平方米，一个生产队数十口人的吃用水及灌溉全靠这个大塘了。
　　给我们安排的住处，是一户老奶奶家，她是五保护。老奶奶腾出了一间屋子给我们住，队里派人又在堂屋给我们砌了一个灶台，是专们给我们使用的。我们睡觉的地方，谈不上是床，只能叫铺。是用土砖码起来的，像床的形状，在上面铺上了稻草。我们就把铺盖卷打开来，铺在上面，三个人便挤在一起。后来，把一道插过队人，形象化地称为“曾在一起滚过稻草”。我们当年的情形，真是名副其实的滚稻草啊！
　　刚到农村的时候，我们是在农民家里轮流吃饭。吃了几天之后，队长通知我们该自己开伙了。我们到生产队的粮仓称来了粮食，但是没有菜吃。我们初来乍到，还没有种菜，就是种菜，一时也长不出来，又不可能从数百里之外的家里弄菜来。当地农民不是菜农，他们在自留地里种的一点菜，是只管自家吃的，不是卖的。好在当初当地的农民对我们还算客气，叫我们直接到他们家的菜地里去弄些菜来吃。
　　拔了农民菜地里的白菜
　　第一天开伙，一位大娘就主动叫我到她家的菜地里弄些白菜来炒着吃，并把她家菜地的位置指给我看，我便欣然前往。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大娘是地主婆。可这位大娘慈眉善目，很平常，已经是一个地道的乡村农妇，怎么看也不像地主婆呀！
　　我插队的这个小队，虽总共只有十三家农户，但其中有五户是地主成分。对我们很热情，并常常送菜给我们吃的恰恰是他们。当时，我们也疑心他们是在拉拢下放的学生，但是看着又不像，到他们把菜送来，就只管吃菜，暂时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导搁置一旁了。何况，我们三个人当中，除了启庆是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之外，我和诗诚的家庭成分以当时的衡量标准来看都是不好的，我的父亲和诗诚的父亲在解放前，都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干过，都是军需官，他的父亲是少尉军衔，我的父亲是中校军衔，况且诗诚的父亲当时头上还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指地主、富农、资本家、坏分子）。诗诚的父亲因参与所谓的投机倒把活动，被定为“坏分子”。
　　闲话少说，走到她家的菜地，我看到她家的白菜长得特别好，又大又盈。我弯下腰，伸出双手就一棵接一棵地连根拔起来数颗白菜。就在我要接着拔的时候，我听到了大娘正远远地站在她家的门前，一边挥舞着手臂，一边在扯着嗓子对我大声喊叫：“别拔了！别拔了！”我听到大娘的喊叫，先是一楞，心里直嘀咕：“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明明是她叫我到她家的菜地里弄菜，为什么又不让我拔，是不是看到我在真的拔菜了，又舍不得了呢？”这样想着，我就停了下来，把已经拔起来的数棵白菜拿了回来。在走到住屋旁边的时候，有一位农民早已把这情况看在了眼里，他告诉我，他们这里吃白菜，是掐白菜边，这样白菜还可以继续长，继续吃。听到他这样一讲，我才恍然大悟。只是在此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城市里，所见到的白菜都是整棵的，此刻我才知道了白菜还有这样一种方法吃。
　　第一次下地干活
　　来到大塘的第二天，我们就下地干活了，干的是播种小麦。
　　当地人把麦种同草木灰、人粪、猪粪和在一起，装在簸箕里。簸箕上系一根绳子，把绳子套在脖子上，一边走，一边从簸箕里抓一把这种混合物，丢进前面一个人用锄头挖起的一个个小窟洞里。
　　我开始干的时候，农民叫我撒种，我就学着他们的样子干。开先，我在用手抓的时候，并不知道抓在手里软绵绵的东西是什么，因为用草木灰裹着，我分辨不出来。只是在干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渐渐明白过来，自己手中抓的除了麦种，还有作为肥料的粪便。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回用手抓粪，收工回来，我用肥皂死劲地擦手，擦了多遍，闻闻手上还有臭味。
　　定工分
　　我们已经下地干活了，按规矩要给我们定工分。
　　当地一个男劳力，一个工，定十分；一个女劳力，一个工，定七分。
　　队长熊启文把我们找去，参照这个标准给我们定工分。他给我们定的是，诗诚和启庆都是八分工，我是七分工。他是看我文弱和个子不高，就按照女劳力的标准给我定了工分。
　　当时，大塘生产队的工分值只有五角多。根据队长给我们定的工分，诗诚和启庆干一天只有四角多，而我干一天只有三角多，我们都是年轻小伙子，都能吃能喝，这一点收入，叫我们怎么生存？我们还计算了一下，如果答应下来，一年干到头，我们不但无法维持生活，还要倒找钱给队里。
　　队长一公布，我们都一致反对。队长把问题交到了大队，大队长出面叫我们服从，诗诚同大队长吵了起来。问题暂时搁下，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做出让步，同意把我们三个人的工分都定为八分。
　　距离我们不远的另外一处的两位高中同学，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队里也给他们定了很低的工分，是按七分定的，他们没有力争，到年终一结算，真的倒欠队里的钱。
　　公社团委书记
　　我们刚来到大塘没几天，公社团委书记就来登门拜访。此人大概有二十多岁，高高的个子，四方脸，穿戴有别于农民，看着是像个地地道道的乡村干部。
　　他来的时候，我们正在农田里干活。老远就看到他一路走来，胸前挂着毛泽东的像。这张像是镶在镜框里的，镜框的上端系着一根绳子，他把这根绳子套在脖子上，双手托着镜框两边的下端。
　　我们看到，他一路笑着朝我们三个人走来。我们不认识他，正感到纳闷，这时候，队长告诉我们，他就是公社团委书记，是来看望我们的。待他走近，我们便停下手中的农活，领他来到我们的住处。他看过了我们的居住状况之后，说了一些当时流行的话，无非是“作为知识青年来到广阔天地会大有作为”之类。临走，还说了“有什么困难去向他反映”的客套话。
　　我在去公社开会或办其它事情的时候，多次遇到过这位书记。有一次，我在公社所在地黄埔的街上，看到他正在和一个少妇调情。
　　到太湖山里打柴
　　我们来到大塘之后，感到头痛的是烧柴成问题。
　　当地人烧火做饭的燃料，来自三个方面：每年各家分一些稻草，这是有限的；小山头上生长着的只有一人高的小松树，每年都要打一次枝，把枝条集中起来，再各家分一点；每年冬闲时，各家的壮劳力，都要进山打柴，至少要去三次。
　　黄埔与太湖小池达界，每次打柴都是去太湖的深山里，来回要步行七十多华里。
　　据当地人说，以前他们这里是不用到山里去打柴的，本地就有成片的树林，打下的枝桠根本就烧不完。只是在“大办钢铁”的时候，把树林砍伐光了，用砍下来的树木去大炼钢铁，不但植被被严重破坏，也断了柴源。何况用树木炼钢，炼出来的是钢渣，根本不能用，成为笑谈。
　　当时，大塘生产队，只剩下了一颗大枫树，有四、五丈高，两人合抱。距离大塘很远就能看得到，成为大塘生产队的标志。可是，我们到后没多久，就连这唯一的一棵树也被伐倒，锯成分板，各家分了。大概队长已在内心里把我们当成了“飞鸽牌”，料定我们不会呆长久，在分木板的时候，把我们排除在外。
　　要去打柴了，头天晚上，队长就每家打招呼，他没忘记也跟我们打了招呼，我们从没打过柴，觉得很新鲜，还以为可以跟着他们去深山里去玩一玩了，便欣然答应。
　　打柴得半夜起床，草草吃些东西，就摸黑上路。走上数十里路，天才蒙蒙亮。待走到了大山脚下，得换上草鞋。因为山高、路陡，不换草鞋，难以攀登。
　　我们全都换上了草鞋，是在山脚下买的，那里有专门卖草鞋的，很便宜，只要几分钱就可以买到一双。
　　我们爬到半山腰的时候，队长叫我们全都停下来，寻了一户农家，借他家的炉灶烧饭，柴火是由农家无偿提供。菜是事先准备好带来的，只一个菜，山粉圆子烧猪肉。山粉，他们各家都有，每次上山打柴，各家轮流带；猪肉，是在途中路过集市的时候买的。
　　待饭烧好，队长盛了一大碗白米饭送给农家，作为酬谢。我注意到，山上耕地少，即使有一点，也只是巴掌大的一小块，农户家的主食是山芋。所以，在获得这碗大米饭之后，他们家的人很高兴。
　　等吃过了饭，我们就一同出发，朝山上爬去。
　　山路险峻，有的地方，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渊，路宽不到一尺，一不留意，后果不堪设想。还有的地方，根本无路可走，就靠着抓住树枝攀援而上，就是在这种险峻的山上打柴。我抽出砍刀，学着他们的样子打柴。可是，这砍刀就像不听我使唤似的，砍了半天也没砍到什么柴，而他们已经把砍好的柴打成捆，就要挑下山了。我一急，就顺手砍下一棵小树，扛在肩上，同他们一起下了山。在下山的时候，我才感觉到，下山比上山更难，他们有一句俗话说：“上山脚肚子鼓包，下山脚肚子弹琴。”真是一点不假，我是提心吊胆地下了山。
　　好歹总算下了山，来到山下，路要好走得多了。
　　当我们经过黄埔的时候，都停下来休息。黄埔街上有粮站，粮站里有磅秤。我们把各自打的柴称了一下。最多的一担柴是160多斤，一般都是120至150斤之间，诗诚和启庆，各挑了30多斤，而我扛的这棵树，一称只有16斤。
　　回到生产队，我们三个人在床上躺了三天才能下地干活，而当地农民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了，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耐力和能够吃苦。
　　到王河挑坝
　　到了冬闲，潜山境内的王河所流经的广大农村社队，都要抽出劳力挑坝。这时是枯水期，河床内无水，趁此把河底的泥沙挖起来，挑到河堤上堆积，这是疏通河道，利于涨水期泄洪。
　　队里每户抽一个劳力，我们三个是单身汉，都得去。自己挑着铺盖卷、口粮和咸菜，要走数十里路，才能到达挑坝的地点。到了堤坝，是借住在河堤附近的农户家里，也就是在农户家堂屋的地上，铺上稻草，搭地铺，大家伙挤在一起睡觉；又借农户家的炉灶烧饭，柴火是就地弄一些稻草，队里补贴一点柴火钱。
　　从河道中间取泥沙，挑到坝顶，距离有数百米远，一担泥沙有一百多斤重，挑上肩之后，是沿着逐步攀升的斜坡上坝顶，越往上挑，担子越沉，脚步越重，况且一天要挑数十担，是有定额的，达不到定额是不准收工。一天挑下来，我感觉到，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
　　挑坝，要历时半个月左右。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是完全靠拼体力来达到目的。这让我体会到了，我们那时的生产力水平是多么落后。
　　送秧
　　现在的新闻记录片上，常有插秧机在农田里插秧的镜头，而四十年前的大塘，距离插秧机的时代还很遥远。那时候，是全凭手工来插秧。
　　插秧要弯着腰，我学插秧，感到最难受的就是不能把腰弯的时间太长。而当地的农民特别能弯腰，一块老大的农田，他们能一直弯着腰，一口气，从田头插到田尾，才肯站起身子来。我却不行，每插一会儿，就得站直身子休息一会，所以我总是赶不上趟，并被围在他们插好的田中，不好走出来。因为，一不留心，就会把已经插好的秧踩坏。
　　我便想换个活干，跟队长说我来送秧，得到队长的同意。送秧，就是从秧田里把秧把挑来，将一把把的秧分散撒到各块田里，好让插秧的人随手就能拿到秧插。干这个活，可以不用弯腰了，但是赤脚走在田埂上（也必须赤着脚，因为田里到处都是水），会被田埂上长出的带刺的植物，把脚底板戳得淌血。尽管这样，我却宁愿送秧。
　　走赛口
　　那年，春耕大忙之后，有一段比较清闲的时间。诗诚、启庆和我三个插友共同商量后，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做一件在当时来说，胆大妄为的事情。
　　我们插队后不久，国家拨给每个知青的0.3立方木材就到位了，三个人加在一起便是0.9立方。
　　有了木材，我们就不想再睡用土砖搭成的铺了，想每个人打一张单人木床。然而，打床需要找木匠，木匠来了要付工钱。当时，我们是拿不出这笔钱的。怎么办呢？是诗诚想出的主意，就是卖现成的木头，用卖木头的钱来付工钱。
　　我们从这堆木材中，挑选了两根木头，一根是杉木的，一根是枞木的。这根杉木有八米长，最粗的一头有电线杆子那么粗；枞木的有六米长，比杉木的若细。又在当地找了一位小名叫黑皮的小伙子帮忙，把这两根木头运往望江赛口，那儿有个木材交易市场。
　　两个人一前一后扛一根木头，诗诚和黑皮扛杉木的，我和启庆扛枞木的。从潜山大塘徒步出发，经怀宁，进入望江境内，到达赛口镇。因为沿途担心检查站拦截，一路是昼伏夜行。
　　彼时，木材是由公家统一购销，不准私人买卖，一旦发现，全部没收。尽管如此，仍有农民私下里贩卖木材。他们成群结对，到深山老林里去贩木，全靠肩扛，运到畈区。当时，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农民巧妙地避开检查站，走的是小路，且利用黑夜或大雨天的掩护，将木材运到目的地。黑皮带我们走的就是这条通道，因此我们能顺利地把木头运到了赛口。而赛口在当时能容许卖木材，也是一种怪异现象。这说明，罗网织得再密，也有疏漏之处。
　　到达赛口后，这两根木头，经过讨价还价，总共只卖了四十元钱。我们用这笔钱付了木匠打床的工钱，也付了黑皮的脚力钱。剩下的钱全部用来买猪肉，一锅烩了，我们三个人加上黑皮，再加上木匠，一顿就吃得精光。
　　现在想起当年负重徒步走赛口，跨越三县，行程数百里，不在话下，真有恍如隔世之感。如今就是叫我空着手走一趟，我也走不下来了。
　　芝麻岭
　　走赛口，来回两次经过芝麻岭。岭上中间一条道，两旁几间住房，冷冷清清。去时经过芝麻岭，我们在此处歇脚，我还好奇地走近住户看看，发现他们的家都很清贫简陋。那时候，农户家，就是整天敞开大门，也不怕小偷来偷，因为家里确实没什么东西可以被小偷偷去。
　　说来凑巧，距离第一次过芝麻岭两年后，我又一次经过了这里。这时候，我已经上调到工厂。厂里抽调民兵拉练，即武装徒步演习，我也参加了。从安庆出发，经怀宁到潜山，再从潜山走回安庆。在这次长途跋涉中，我再次经过了芝麻岭。
　　在两年之内，我三次徒步经过芝麻岭。自此，我再无机会用这种方式经过这里。人生就是这样，有的地方，你一生都不可能去；有的地方，你曾经去过，但日后再无机会重临那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芝麻岭才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映像。
　　双抢
　　每年到了最热的8月，正是农村双抢的时候。大塘地处皖西南，这一带，即要收割早稻，又要抢插中、晚稻，是一年中最忙的季节。平时，如果我们要离开生产队，去别的知青插队的地方玩，或回家探亲，队长从不过问，如果这个时候要离开，队长肯定不答应。我们也自觉，知道此时队里最缺人手，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就哪儿也不去，呆在队里，和他们一起搞双抢。
　　开镰之前，我们去了一趟黄泥镇。从大塘到黄泥镇，来回有二十里路，是队长叫人陪我们去买镰刀、簸箕、扁担一类用具。平时，我们烧菜不用酱油，即使是烧鱼，也只是放点盐，然后用白水煮，因为生产队附近的小供销店里没有酱油卖，若想烧菜用酱油，只有跑到黄泥镇去买。我们既然已经到了黄泥镇，也就顺便买了酱油带回队里。
　　为双抢，队里还杀了一口猪，每家分一些，也给我们分了几斤肉。双抢是苦累活，在动工之前，让大家先美美地吃一顿，也是人之常情。况且，队里的油菜种植得不多，产油也少，各家分得的油当然也就少了。若遇灾年，那就惨了，会一点油都没有。我们去的头一年，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油菜遭灾，各家各户一年到头没有油吃。我们只好在回家的时候，从家里带油来吃。而那时，城里是计划供油，每人每月只有五两油供应，我们从家里带油，等于把家里人的供应油占用了，只好少带一点。这点油，没多久就吃完了，于是常常吃没有油炒的菜。在长时间肚内无油的情况下，能吃到猪肉了，我们心中有多么高兴啊！我们把分到的猪肉全部烧熟了，连精带肥，我竟然一顿就吃了一斤肉。而现在，肥肉我是一点不吃，瘦肉只能吃几块，不再像当年那样能吃肉了。
　　吃过肉，双抢就正式开始了。先割早稻，割稻同插秧一样，也要长时间地弯腰。我割了一段时间之后，感到腰受不了，就改为去打稻。稻田里放着四方形的木桶，四边成斜坡状，每边站一人，双手紧紧握主一把割下的稻穗，用力在木桶的板壁上摔打，稻粒就落到了桶底。
　　我除了打稻，还挑稻，就是把打下的稻粒挑到稻床上去晾晒。一担稻超过120斤重，稻田里尽是烂泥，挑起装满稻粒的箩筐，迈步相当困难，但我还是咬着牙，把稻粒挑到稻床上。
　　早稻割完后，接着就抢插中、晚稻。说是早、中、晚三季稻，这是细分；如果粗分，就是两季稻。插中、晚稻是连着干的，一插完中稻，就接着插晚稻，插晚稻只是在时间上稍微退后一步，所以把中、晚稻分为两季，还是归为一季，都可以。
　　在双抢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每天只穿着短裤头，打着赤膊，光着脚丫子，没命地干活。都晒得漆黑，都脱了几层皮。傍晚收工后，只是在大塘里溜一下，就算是洗了个澡。回到屋里烧饭吃毕，已是满天星斗了。躺下来休息，想好好的恢复一下体力，无奈还得忍受蚊虫地叮咬。
　　在双抢之前，我们都称过体重；双抢之后，再一称，发现体重都减少了拾多斤。
　　大黄和小黄
　　大黄长得瘠瘦，小黄长得仪表堂堂，两人都是地主家的后代。在大塘，地主家的后代，女儿能嫁得出去，儿子娶老婆难。五户地主家成分，有三户娶到了老婆，一户有瓦匠手艺，一户家安在队里自己在外地当医生，另一户是贫不择妻。大黄和小黄都是种田的，当时又都是三十岁出头的人了，却没有人家肯把女儿嫁给他俩。
　　小黄心仪一位贫农的女儿，这个女孩长得矮胖，若从长相上来看，她是配不上小黄的。但就是这样，女孩家的人还不肯把女儿嫁给他。小黄是等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给地主摘帽，才成了亲。这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而且娶的是一位丧偶且拖儿带女的女人。
　　大黄老实，平时默默无语，因家庭成分原因，一直在婚姻上不敢有奢求。听说他也是等到他家的地主帽子摘除之后，才结了婚，娶的是什么人，我就不清楚了。看来不是离异的，就是丧偶的。
　　批斗
　　小黄的妈妈与一贫农的老婆，为了一件琐事发生了纠纷，两人吵了起来，还扭打在一起。不知谁好事，把这一情况汇报到大队，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阶级敌人向贫下中农疯狂地反扑。这顶帽子一下子压到了小黄的妈妈头上，就有她受的了。小黄的父亲作为地主虽已过世，而小黄的妈妈确是货真价实的地主婆啊！大队做出决定，在全大队范围内游斗小黄的妈妈。
　　大队迅速成立了批斗小分队，我们三个知青在劫难逃，要求我们推举一人参加批斗小分队。说句实话，平时小黄的妈妈对我们不错，是她第一个叫我们到她家的菜地里弄菜，也是她经常送菜给我们吃，现在要我们批斗她，怎么开得了口呢？由于看我长于写作，最后确定由我写批判稿，并由我参加批斗。要求批斗稿先写好，交给大队长审阅后，还要背熟，批斗时不准照着稿子念。在正式批斗时，我玩了一个小花招，不时装作忘了词，不得不退下了场，给别人造成的感觉是，不是我不愿意参加批斗，而是我的说话能力太差。几场批斗会开下来，我感觉到，大队长是有点看不起我了。
　　就是这样，还是出了事，小黄的妈妈在批斗的当天晚上投塘自杀。在我们居住的后身，有一个小塘，趁着夜色，小黄的妈妈避开别人的注意，悄悄地走到这个小塘边，一横心跳了下去。也是凑巧，她刚跳下去不久，有人路过那里，发现有人跳塘自杀，连忙下水把她救了起来。
　　仅仅为了一件琐事，也仅仅因为她是地主成分，竟然闹出这样的后果，真是令人难以想像。好在小黄的妈妈被人救起，如果她真的死了，那么，我的内心，一生都不会平静的。
　　迷老
　　大家叫他迷老，其实他的年龄并不老，当时只有四十多岁。由于农村生活艰苦，再加上农活繁重，他看上去确实很老了，满脸的皱纹，就像是个六十多岁的人。
　　为什么大伙叫他迷老呢？是因为他给人的映像，就是经常迷迷糊糊的。一天，天下着雨，队里不出工，迷老跑到我们这里来下象棋。下到中午该烧饭了还在下，其妻来了好几趟，她依着门，不懂得该怎么说，只是傻傻地站着。迷老只顾下棋，头也不抬。其妻每回来了都是站一会儿，就回去了。已经到了中午，迷老下棋忘记吃饭，我们可要烧饭吃了。我们就对迷老说，不下了，要烧饭了。这时，迷老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棋盘，回家去。不一会儿，我们看到回家后的迷老，挑着一担稻去大队碾米房去碾米。我们这才知道，原来迷老家，中午就没米下锅，其妻是来催他去碾米的，而他却浑浑然到这个时候才去碾米。
　　迷老前妻因病死亡，给他留下一个儿子，是个癞痢头，满头的头皮结着一层壳子，发着银白色，特难看，小名叫小光。那时，小光也有拾多岁了。前妻有一个姐姐，是个傻子，妹妹死后，这个傻子姐姐就填了房，做了迷老的后妻。
　　迷老个子高大，有一百八十公分以上，干活卖力，不懂得偷懒，所以他的食量也大。儿子正在长身体，也是饭量大。而队里分的口粮是有定量的，在他家，口粮就奇缺，常常在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干着繁重的农活。迷老为人忠厚，尽管经常食不果腹，却从不肯开口求人。
　　在青黄不接时，上面下拨了一批山芋干给各社队，各家都分到了一些，我们知青也不列外，同样分到了一些。所谓山芋干，是用山芋切成片晒干，一般是用来酿造山芋干酒的，也在灾荒年用于充饥，我曾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吃过不少。简单的，用水煮熟，很难吃；麻烦一点的，把山芋干磨成粉，然后做成巴，颜色发黑，即难看，又难吃。我们就把这些山芋干送给了迷老，推让了半天他才肯收下。为了感谢我们，迷老叫他的傻妻给我们三个人洗衣服，是常年包洗。我们感到不过意，就每个月给他家送去几块肥皂和几斤盐。
　　与迷老接触多了，我发现他虽长得人高马大，性情却是个很温顺的人，从没见他发过脾气，总是默默地坐着，静静地听着你谈话，偶尔插上一两句话，有时微微地笑着，当然是那种苦恼人的笑。他和儿子在一起，也不像是一对父子，就像是兄弟，小光跟他说话时，尅他一句两句，他还咧着嘴对儿子笑。
　　迷老的身上承受着过多的压力，中年丧妻，虽续弦，毕竟是个傻子，儿子有生理缺陷，经常吃不饱肚子，头上还顶着家庭成分是地主的帽子，这些都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能不迷糊吗？他要是清醒着，怎么活得下去呢？
　　迷老如果还活着，应该有八十多岁了。
　　冯奶
　　我们在潜山大塘的时候，冯奶就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中等个子，可以看得出来，她年轻时候，是个漂亮的女人。她的老伴早已去世，三个女儿都已出嫁，唯一的一个儿子还没有成亲，就因病死亡。在当时的农村，是根据有没有儿子来确定能否成为五保护的，不根据有没有女儿，女儿再多均不影响成为五保户。可见，在当时的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男丁所起的作用更大，也是男尊女卑、重男轻女陋习难以根除的原因。
　　冯奶家的住房是成这样的格局，从门口进去，左边前后两个房间，右边是堂屋，堂屋的中间是天井。天井把堂屋分成前后两部分。冯奶把前面的房间和前一部分堂屋让给了我们，堂屋里就有了两台锅灶。烧饭时，各烧各的。但也不竟然，双抢最忙的时候，冯奶见我们又累又饿，心疼我们，就帮我们烧饭。于是，一收工回来，我们就有现成的饭吃。我们挑水的时候，，也顺便把她的水缸挑满。有时，诗诚和启庆都回安庆去了，留下我一人呆在那里，冯奶就不让我开伙，她把饭菜多烧一些，叫我同她一道吃饭。几个女儿给她送来的鱼肉，她自己舍不得吃，留着给我，直往我碗里搛菜。我们几个知青与冯奶相处得很融洽，冯奶帮了我们不少忙，我们的到来，也让冯奶孤单的生活，增添了一点乐趣。
　　冯奶有咳喘的毛病，经常发作。因为没有钱看病，一般情况下都是扛着。到了实在扛不住的时候，才去跟队长打招呼，队长就派两个人用竹床把她抬到镇医院去看。看医生的钱，是冯奶从分给她的稻谷中拿出一部分所卖的钱。此外，看过病回来，还要请这两个抬她的人吃饭。尽管那时候看病费用不算高，但就冯奶的经济状况来看，她哪里看得起病啊！
　　队长见她老弱，常欺负她。队里分东西的时候，有时不分给她。队里各家烧柴都紧张，这是事实，各家各户不得不每年都要到深山里去打柴，但总不能叫一个老太婆也进深山去打柴吧？在分稻草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她的具体情况，多分一些给她才对。可是，队长使坏，不给她多分。这样，冯奶就经常断了柴火。一次，冯奶实在气不过，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跑到队里堆积稻草的地方，拼命地拽稻草，并把拽下来的稻草全部弄回屋里。队长知道后，没吭声，他晓得，跟一个五保户老太婆闹，若把事情闹大了，他也没面子，下不了台。
　　我上调回城，最后离开大塘的时候，冯奶见我要走，以后再难见面，就低着头哭了。见状，我走出一段路之后，又折了回来，扑在冯奶跟前安慰她，并把背包打开，从包里找出一根铝制的汤匙，送给了冯奶，作为纪念。
　　可是，我回城后没到两年，就听说冯奶病故。我掐指一算，冯奶离世都有三十七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
　　如果有天国的话，我愿冯奶在天国里安息！
　　一个女知青的遭遇
　　安庆各中学的学生，分别安置到安庆所属的各县。原则上一所中学去一个县，除了我们一中去潜山县之外，我还知道四中去桐城县，其余的中学去什么县，现在我已经忘了。
　　当时，有一个女生也来到了潜山县插队，她不是我们一中的，是安庆另外一所中学的，是哪所中学，我不清楚，只知道她的父母还是当教师的。
　　她插队之后，不能适应环境，在生活上完全依赖于当地的农民。因此，被人利用。先是被一个存着坏心眼的农民弄到了手，把她玩过之后，将她抛弃。之后，又被几个农民玩弄。最后，被另一个农民弄去，并且还生了一个孩子。刚刚生过孩子的女人是不能马上同房的，但是，这个农民非逼着她同房。她已经不被当地的这伙农民当人看待，只是把她当作发泄性欲的器具了。
　　下放户
　　伴随着学生插队而来的，还有一部分城市居民，他们是全家下放。这批下放户，都是所谓的成分不好的人家，被从城里撵了出来。他们拖老携幼，下放到农村，要从头学着干农活，实属不易。
　　下放到我们那儿的就有两户。
　　其中有一户，母亲带着一儿一女，儿子有二十岁，女儿有十三岁。是诗诚同他们先结识的，还把我和启庆带到他们家去玩。这位母亲对我们很热情，留我们吃了饭。临走，邀请他们也上我们那儿去玩。他们答应了，没有全部来，只是叫儿子作为代表，上我们那儿玩了两天。通过这两天的接触，我们才知道，这个同我们年龄相仿的小伙子，还蛮有表演天赋的，他当着我们的面，模仿杨子荣打虎上山的一段表演，真是惟妙惟肖。
　　另外一户，我们没有和他们来往过。但我们知道，这一家，在当地娶了老婆，生了孩子。
　　后来，我们去过的那一家，回了城。至于在农村成亲的那一户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
　　回城
　　1970年9月，知青回城工作就在我们那儿开始了。我们来插队时，没有想到还能回城，以为就在农村呆一辈子了。消息传来，确实令我们兴奋不已。但是，回城不是一道回去，而是分为几批。
　　当时，我父亲半身不遂，正躺在床上无人照顾，为了核实我反映的父亲卧床不起的情况是否属实，搞上调工作的人还到我父亲工作的单位去调查，结果证明属实；再加上插队期间我给队里人留下的映像还说得过去，就被推选为第一批回城。
　　我们刚来插队时，没有进行身体检查；而在回城时，却要进行身体检查。但在进行身体检查时，查出我的心脏有杂音，而被退回。当时，检查身体，我正在生病，是那种在热天还畏寒的病，感到身上冷的时候要盖几床被子，这种病叫疟疾。
　　合肥有一位女干部，当时大概有四十岁左右，也下放到黄埔，在公社知青办从事知青工作。我去找她，把我的情况如实地对她讲了。得到她的理解和同情，她还带着我去找检查身体的医生，把我的情况对医生说了。这时，医生也能理解，重新把我检查后，同意通过，算是有惊无险。
　　我接到回城的通知是在10月下旬，接收单位是安庆市玻璃厂。我回城后，隔了三个月，启庆回了城，接收单位也是安庆的一家单位，他在这家单位没呆多久，就去了安庆交警队，一直干到现在。而诗诚却被留了下来，原因是他父亲当时头上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
　　我在农村整整呆了两年，启庆呆了两年出点头，诗诚呆了六年。诗诚比我多呆了四年，在这四年里，他在乡村小学教书，到1974年才回城。恢复高考后，他去应考，并进入大学，目前在中学教书，可谓因祸得福。
　　几年前，我就听说了，知青能够回城，得力于云南边疆的知青，因为当年他们闹得很凶，最终惊动了中央，但具体情况不清楚，只是最近从网上才了解到一些情况。云南的知青主要集中在边疆农场，条件极端恶劣和艰苦，却屡屡遭到官僚主义的漠视。上十万的知青，通过上访、静坐、罢工、绝食、卧轨等方式，才达到了回城的目的，也使全国的知青也都能够回到城市里来。所以，我从内心感谢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不可能在短短的两年之后，就能回到城里。
　　结束语
　　关于插队的生活，我早就想写了，一直没有动笔，原因是多方面的，没有大块的时间，没有心情，写些什么，怎样写才合适，等等，这些都是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以前不愿意回忆这段生活。
　　对于一个求学的学生来讲，最宝贵的就是读书时代。而我们的读书时代在干什么呢？先是闹文化大革命，接着是下放到农村，金子一样宝贵的时间，就这样蹉跎掉了。
　　由于当时我们还年轻，不懂得是在空耗时光，一些人还在糊涂地想着，这有多好呀！用不着再背书了，也用不着再考试了，可以自由自在的，想怎样就怎样了。孰不知，经过了数十年，当绝大多数知青沦入社会的最低层，倍受生存的煎熬时，才猛然醒悟过来，我们中的多数，成了没有多高的文化、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多大生存能力的人。然而，此时醒悟，已经晚了。时代的荒谬，加上自身的原因，能不把我们的肠子悔青了吗？以前，在这种心情下，我怎么能够写得下去呢？
　　那么，为什么现在我能写得出来？原因是，我已经下岗，因为年龄已大，无法再就业，只好呆在家里，靠有限的下岗失业金度日，这便有了大块的时间；再说，年龄也大了，把一切都看得淡了，现在，已能心平气和地来回忆这段往事；而且，现在来写四十年前的经历，可以更理智，更客观。我在写的时候，已没有过多的顾虑，只是照实去写，有好写好，有坏写坏，不溢美，不掩恶。
　　我想，趁着我们这一代经历过知青生活的人还健在，不凡做些信史实录工作，好让后人对那段历史有更多的了解。
　　2009年1月7日

仍从容

伤痕文学

ahxxrrgg

现在的年青人不知道那极左的年代人性是怎样被扭曲的，那时就象现在的东亚某地，人又穷又烧包，且心狠无善，心灵的美被高度压抑，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某些人还存有文革遗风，实在是可悲！

浩克

又大又盈  这话听着特亲切

舒州人

虽没有过那段经历，看完了还是感触颇多！

浩克

这下放地应该离我家不远

潜水叮咚

蹉跎岁月，历历在目；细细读过，感概唏嘘...

tzs77

顶一下！我们当年是回乡知青！

弹论舒州

我心忧伤！

天柱山人1

那时的艰苦生活的确有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