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扶贫情结

涧底松

习近平的扶贫情结

      

插队时挨饿尝到贫穷之苦  

    梁家河、正定、宁德......40多年来，从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始终牵挂着贫困群众，关心和思考着扶贫工作。重温习近平亲身经历的那些贫穷往事，我们会愈加感受到他那份心系苍生的扶贫情结。

附：读后感拙诗（古风）

习总书记忆扶贫，碧海青天夜夜心。

梁家河畔深脚浅，一灯如豆为知青。

饥饿随形饥难饱，一天所劳有几分？

窘迫沦落几为丐，下乡岁月感慨深。

率众乡亲打水井，为求温饱凿夜冰。

陕西率先通沼气，延川梁河放光明。

为政行遍穷困地，正定包干如甘霖。

闽东渔樵卧毡草，风雨飘摇触目惊。

搬迁改造行实事，安居乐业富裕兴。

愿民都能开宝马，难忘建党富民经。

      

         

插队时沦落到快去要饭的地步

   

    1969年初，我到延安农村插队当农民，还不到16岁，从北京一下子到那么一个穷的地方，感受确是很深。晚上黑灯瞎火，沿着那条沟亮着几盏煤油灯，真是一灯如豆。如果没有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的，搞不好就掉沟里了。那里土地很薄，没有什么肥，粪是挑上去的，真是广种薄收。刚开始，我工分才能评六分五，两三年后，我什么都学会了，成了壮劳力了，才能拿10分，也就值八九分钱，买不到一盒烟（廉价羊群牌香烟九分钱一盒）。

    知青刚去时，还有些粮食供应，后来跟老百姓一样，就挺紧张了。老百姓常说：“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正月里吃年饭，到三四月就没饭吃了。春耕时，家家户户都把唯一的粮食留给种地的壮劳力，婆姨就带着孩子出去讨饭。刚开始，知情脑子里都是概念化的东西，觉得要饭的都是不好的，不给他们吃的东西，有的还放狗去轰他们。当地农民说：哎呀，这些北京娃残（凶狠）着哩！后来，我们自己落到快去要饭的地步了，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主动帮着出去要饭的人开路条，开介绍信。那会儿，这些现象让我们心里大为触动，感觉农民怎么这么苦啊？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工作，那时生活条件很差。我带着全套上山下乡的东西和当兵时穿的衣服，到那儿连宿舍都没有，就住在办公室里，两个板凳搭一个床板，铺盖也是自己带的。当年，正定比较贫穷落后，正定老百姓吃不饱，还要到处找粮吃。

爬山涉水走遍主管区的贫困之地

    宁德靠海，我在宁德待了一年零11个月，那个地方偏僻难行，基本走遍了所有乡镇。当时没有道路的四个乡，我去了三个，都用一天时间。由于偏僻难行上面的干部很少去。地委书记我是第一个去的，县委书记是为了给我打前站才去的。当时，下党乡落后到什么地步呢？老百姓没看过电影，放映队去放《上甘岭》，放完后就有人拿筐去捡子弹壳。下党乡党委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休息的地方，乡党委就设立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里。我们那么多人，就在桥上开会。我去之前，他们把从家家户户借来的凳子、桌子摆在那里。那样一个地方，你去一次，人家记你几代。现在他们还会说，当年习书记到过下党乡。冯梦龙在寿宁当过知县，上任时路上走了半年。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为官都想当舒服官，那还不如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呢。

    1997年，我在福建带队去西海固（宁夏南部）考察。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深深震撼了我。我过去听说过陇西“苦瘠甲天下”，穷地方我见过也住过，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好多年了，仍有那么穷，那么苦的地方，我心里受到了很大冲击。那里确实穷啊，有的住窑洞，家里光溜溜的，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真是家徒四壁。有的一家人才两三条裤子。我到了一户，在他家转了一圈，最后看到窑洞顶上吊了一捆发菜，就这么个值钱的东西。他家有点粮食，但不够吃，一点水是从很远的地方挑来的。人身上都脏乎乎的，没水洗啊。

     

为让乡亲们“吃上玉米面”而苦干

    我在梁家河插队7年，其中两年做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时我刚满20岁，主要心思是让大家多打一点粮食，有几个零花钱。我带领乡亲们打了大口井，在沟川上搞一点水浇地。那里的地下水不深，大概五六米就出水，打大一点可提灌。再有，就是修淤地坝和搞梯田。天天晚上打着马灯夜战。在冰上干活，乡亲不敢下，我光着脚站在冰上，把冰凿掉，然后垫土。后来乡亲跟我一起干。我把村里3个在外面当铁匠的能人请回来，办了个铁业社，打铁才有收入啊，搞一点钱才能办事。

    当时，延安地区有3万北京知青，我是第一个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北京奖励我一台三轮摩托车，我一看，这车在村里没什么用，开都开不进去，换个实用的东西吧。后来，开着它到了延安农机局，说：这辆三轮摩托车是北京奖给我的，我想跟你们换几件农机具。他们听了很高兴，换了一辆东方红52匹马力的手扶拖拉机、一台磨面机、一台扬场机、一台碾米机和一个潜水泵，都很实用。

    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是我带着搞的。1974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四川一些地方发展沼气的报道。我刚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看到报道就想，四川可以搞，陕北能不能搞？经县里批准，我与县里派的人去四川考察。回来后，我指挥村里几个石匠凿石头建沼气池，一直不产气，但有水泡往上冒，说明下面有气。我拿铁杆子去捅，一捅那个粪喷了我一脸，但沼气出来了，一点就着。地区县里很重视，陕西沼气化现场会就是在延川县梁家河等村召开的。

    1982年到正定工作，看到那里大包干还没搞起来。1983年，里双店公社书记提出他们那有一片沙滩地，想在那里试试大包干。我和一名县委副书记支持他干。结果，一年下来，其他地方都是平产，就他那儿大丰收。从那时起，我们就投身于农村改革之中。正定农业基础条件好，但因为是单一经营，还有“高征购”问题，所以成了“高产穷县”，急需解放思想。我和县委一班人一起向上级反映争取核减正定的征购粮指标，得到上级支持。正定那时是纯农业，我考虑正定离石家庄近，就提出搞多种经营，发展“半城郊型”经济。成立多种经营办公室，我是县委副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搞得好的是滹沱河南边5个公社，一到早晨很多人骑自行车去石家庄打工。石家庄市场上，蔬菜是正定产的，卖扫帚、卖简易家具是正定的，看锅炉房、看门的也是正定的。后来又搞旅游兴县建了荣国府。

使困难群众摆脱贫困安居乐业

    在福建一些地方，特别是闽东贫困地区，不少人靠山吃山（打柴），靠海吃海（打鱼），祖祖辈辈散居在“茅草屋”或“连家船”中，居住条件非常恶劣，生活也非常贫困。在宁德、福州和后来到省里工作期间，我多次到这些群众家走访，也一直思考如何使这些困难群众彻底摆脱贫困安居乐业。“连家船”上的渔民终生漂泊在水上，世代以小木船为家，居无定所，是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特殊贫困群体。“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宗三代共一船。捕来鱼虾换糠菜，上漏下漏度时光。”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有的渔民连船都没有了，只好在岸上用油毛毡、编织袋搭一个窝棚，夏热冬寒，难挡风雨，还不如黄土高原上的农民住的窑洞。看到他们这种处境，我心里感到很不安，就想决不能让乡亲们再漂泊下去了。

    1997年，我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省政协提供了一份调研报告，反映闽东不少村民仍住在茅草屋里，生存状态很差。我看了更加受到触动，就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还带队到闽东沿海、山区进行专题调研。回来后，我给省委写了报告，建议尽快解决“茅草屋”和“连家船”问题。省里十分重视，把“连家船船民搬迁上岸”“茅草房改造搬迁”都纳入了为民办实事项目，出台一系列政策，帮助他们解决搬迁、就业等问题。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连家船”“茅草屋”现象在福建基本都消灭了，数万人告别了风雨飘摇的生活，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聂帅（聂荣臻）曾经流着涙说：“阜平不富，死不瞑目”。这件事是福建省委原书记项南同志告诉我的。项南同志退下来后，当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我当时是福州市委书记。他到福建来找我，希望我支持一下基金会。项南说：有一次他去看望聂帅，聂帅谈到了河北阜平的情况。阜平曾是晋察冀边区所在地，聂帅担任过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帅动情地说：老百姓保护了我们、养育了我们，我们打下了天下，是为老百姓打下的天下，阜平的乡亲们现在生活还很穷，我于心不忍，一定要把老区的事办好。所以，项南义不容辞当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我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走过来的，工作过的很多地方都是老区，对老区的感情是很深厚的。我们对脱贫攻坚特别是老区脱贫致富要有一种责任感、紧迫感，要带着感情做这项工作。

    1999年，我当了福建省代省长后去了一趟古田。古田镇位于上杭县，是中央苏区。上杭是将军县，光才溪乡就有“九军十八师”之说。我在古田碰到一位老将军，叫王直，（曾任福州军区副政委），他说，有一次回来的路上，进入古田镇前路被堵住了。因为正赶上有一个纪念活动，回来的人很多，都是古田镇在外面做生意的小老板，开的都是奔驰、宝马。有人说，这些家伙坐这么好的车，还把路给堵了。老将军批评他说：你不要骂，我们当年闹革命，不就是想看着乡亲们好起来，富起来吗？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于我们了，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这种思想感情确实很真挚，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改变贫困地区面貌，实现革命先烈的理想，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摘自《环球人物》）、《书报文摘》

再感习近平扶贫情结

下放知青已经年，梁家河畔情思牵。

一灯如豆饥饿日，凿井开冰舞翩迁。

沼气光明延川地，包干正定别有天。

渔樵飘摇无定所，得有广厦千万间。

千方百计谋民富，天下寒士俱欢颜。

心系苍生为己任，宝马奔驰白云巅。

猸子

涧底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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