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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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前后

1963年秋，进入大学四年级，我们都忙于实习、毕业设计，也还有两门新课，虽然时间有些紧张，但思想压力并不大，不像现在的学生，要花很多时间找工作，那时毕业生都由国家包分配，不用自己操心。毕业分配的去向也同样是每个人关注的，政治条件是第一位，其次是学习成绩。

五十年代中期，国家开始国防三线建设，西南是大三线，六十年代初在安徽的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开始建设小三线，办起了很多军工厂，属保密单位，需要大批人才，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紧缺，因此这些单位当时是理工科毕业生的去向之一。物理系毕业生分配去向在当时总的说来还是很好，除了三线厂以外，还有科研单位、供电、邮电、国营工厂、重点中学，大中专学校也需要补充少量教师，当时研究生招的人数很少，一般教授也不具备带研究生的资格，即使是导师的教授，也只能带1-2名研究生，不像现在那么多、那么滥，因此考研的人很少，能读研究生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四年级下学期的四月中旬，学校通知，毕业生除了当年学业考试外，还要进行毕业考试，科目为公共必修课、基础理论课、专业课各一门，物理系考政治经济学、普通物理学、量子力学，同学们都很紧张，因为复习时间只有三周，且前两门课是在一、二年级修完，复习起来很花时间。而量子力学属近代物理学，理论深奥，要熟记许多公式，即使开卷考试，也很难取得好成绩。据老师透露，毕业考试成绩是工作分配的重要依据之一，如留校当助教、到科研部门都挑选成绩最好的学生，当然政治条件是前提。同学们都投入到紧张的复习迎考，我也下定决心：“苦战三周，争取全优”。五月中旬，考试成绩揭晓，我如愿以偿，三门功课都取得优秀成绩，尤其是量子力学考出最高分数。说到量子力学这门课，我再赘述几句，量子力学 (Quantum Mechanics)是研究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的物理学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原子、分子、凝聚态物质，以及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的结构、性质的基础理论，它与相对论一起构成了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量子力学不仅是近代物理学的基础理论之一，而且在化学等有关学科和许多近代技术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五十年代，大学物理学科课堂教学主要还是沿用（前）苏联的教材，毋庸质疑，苏联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直到如今，俄罗斯的基础科学研究仍处世界前列，而在当下，我国如理论物理一类的学科已成为冷门专业。进入六十年代，大学逐渐选用国内教授、学者编著的教材为课本，苏联教材仅作为指定参考书，我们学的量子力学课本是复旦大学周世勋教授编写的，授课老师是上海人，也曾是周先生的学生，功底很深，才思敏捷，把这门枯燥的理论课讲得出神入化，但他还是个有十多年教龄的老讲师，那时从讲师到副教授的台阶很难上。对这门课我很感兴趣，学起来很投入，也妄想报考这个方向的研究生，但因种种原因，只好作罢。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放宽研究生报考年龄，我有机会乘上最后一班车，但当时担任工厂技术科长，正忙于开发新产品，无时间复习功课，只好留下终身的遗憾，好在我的小女儿从安徽大学毕业后考入南京大学读研究生，直到博士毕业，也算圆了我的梦。

这年六月上旬，我们的学业已结束，等待毕业分配，据说分配方案已经制定，就差开会宣布了。有天突然接到通知，召开毕业生大会，会上校领导宣布，这届毕业生不分配到具体单位，交到省人事厅，绝大部分赴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再次提出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各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主要是在农村开展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的“小四清”；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为了指导各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于1963年5月和9月先后下发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农村中的社教运动和城市中的“五反”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獗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并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准备。“后十条”在肯定“前十条”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群众运动，要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这届毕业生正恰逢其时，除了家庭出身不好且表现又不好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学生外，绝大部分都奔赴农村，参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以后演变成的“四清”运动。其时安徽省的运动尚未全面展开，省委分别在淮北、皖中、皖南的重点县进行试点。我们班共33人，分为两部分，家在合肥以北的11人到淮北，合肥及以南的22人分到安庆地区。再说我们班33人中仅有一个女生，正与班上一位男同学热恋，那时不像现在，即使很正当的恋爱，也很隐蔽。为了避免影响，领导将本该都分到皖南的两人，男的分在皖南，女同学家住合肥，却分到了淮北，据说是为了让她接受艰苦环境的锻炼。这位女同学天资聪明，16岁考入大学，改革开放以后，如鱼得水，当上大学副校长、某省辖市副市长，在我们全班同学中也算是佼佼者。当时的安庆地区辖13个县（包括现在安庆市的8个县市、池州市所辖县区、铜陵市，不含安庆市区），青阳县是社教运动试点县。省委成立青阳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安徽省张副省长，副组长是从中央下来的钱俊瑞。他们一个化名叫张文，一个叫赵德，还有时任安庆地区的地委书记许少林（以后调到江西）化名为苏林。各县成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四清”工作队），规格很高，队长都是地厅级干部。省人事厅将1964届大学毕业生分到各县，由各县县委组织部代管。我们22个同学分到桐城县，住在县委党校，县委组织部派了一名指导员，姓王，五十岁上下，是部队新近转业的干部，说话慢条斯理，为人和善，并且很实事求是，集训时，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学习”，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是他没有去青阳，听说是分配到一个国营工厂当书记。1964年9月1日，我们在安庆集中培训，主要学习《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期间，钱俊瑞同志专门为刚毕业的学生作了一场动员报告，名为“青年知识分子要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锻炼”。他富有学者风范，一个多小时的报告，没有用讲稿，既引经据点，又结合他早年参加社会调查的实践，报告内容丰富，很有吸引力，1000多人的会场鸦雀无声，这场高水平的报告，对我们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来说，真是受益匪浅。以后我们才知道钱俊瑞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作家，历任教育部、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中心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委员等。1964年初下放到安徽，担任安庆地委副书记。

经过一个月的培训，1964年9月底，安庆地区社教工作队开赴青阳。当天上午9时，几十辆大客车、大卡车，前后也有几部小轿车，都集中到长江渡口等待过江，那时没有大桥，过江全靠轮渡，11时左右车队从南岸渡口出发，虽说安庆到青阳只有100公里，但当时的公路等级低、路面窄，又有一半是山路，直到下午3点钟才到达青阳县城。车队浩浩荡荡经过城郊，甚有大军压境之势，公路两旁集聚很多老百姓观看。青阳是个小县，当时不足15万人，山区、丘陵面积占三分之二以上。先遣队的工作做得很细緻，按预定方案，全体工作队员很快分配到了大队。按照“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这时青阳社教运动仍只在几个重点公社开展。我分在城关公社某大队的第四生产队，有五位同志，成立工作组，组长是桐城县的一个区长，姓杨，三十七八岁，是老农村基层干部，个头不高，但很干练，属于比较实事求是的人。他常说：“我家里穷，书念得少，但我喜欢念书的人，小伢（小儿子）今年上初中，希望和你们一样，将来也上大学。”年龄最大的是老王，五十岁，是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人员，本来下放在桐城县劳动锻炼，后来转到社教工作队，和他同时来青阳的有二十多人，其中有几个还是知名专家，分在五队的一位肝胆方面的教授，为当地不少患者解除病痛，深受老百姓崇敬。我和另外两个工作队员都是二十来岁的年青人。

安庆地区社教工作队进驻青阳后，县里设工作团，领导都是省部级干部；公社设工作分团，领导是地厅级干部；大队设工作队部，队长是县处级干部；生产队是工作组。我们在最基层，由大队工作队部管理，学习文件、汇报工作都在大队部。这个大队工作队队部有十多人，原来的大队干部全靠边站，所有工作包括财务都由工作队包揽，由于人地生疏、业务不熟悉，致使农村日常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工作队也很被动，直到临近年关，才草草结合几个大队干部，大队日常工作才逐步恢复。我还记得大队工作队队长姓赵，四十刚出头，是南下老干部，河北人，时任邻县的县委书记，他形态清瘦，面容呈明显的病态，当时工作队的纪律很严，强调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鸡鱼肉蛋，坚决不干”，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化，医生说“赵队长营养不良”，为此，队部打报告到分团，经批准后才允许每天加两个鸡蛋，一个星期吃两次肉，元旦前夕，赵队长终因身体不支调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偶然得知这位赵书记在某省辖市任政协副主席，如果他还健在，也该有近九十岁的高龄。

1964年秋，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进入高潮 。这一阶段社教的特点，是开展“夺权斗争”，把斗争矛头指向农村基层干部。中央认为全国基层有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上面的根子，夺回领导权。9月中共中央修正了“后十条”，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到了第一位，强调首先要解决基层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1964年冬，全国抽调上百万干部组成工作队，投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秘密的工作方式，在少数人中扎根串连，工作队完全撇开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开展过火的斗争，伤害了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基层干部，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界限。城市工矿企业也开展夺权斗争，造成了许多错案。我们进驻阵地后，开始“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这个队紧靠县城，30多户，200余人，分5个自然村落，傍矮山依溪水而居，祖居本地人少，多是战乱时期从外地来此避难而定居的，队长姓章，四十多岁，是个老实憨厚的农民，对工作队的到来没有什么顾虑。本队有几个读书人，但不是成分高，就是历史不清或社会关系复杂，会计只得从外面找，会计姓王，三十多岁，也只读过一年初中，他家住在县城里，距生产队2华里，办事很认真，对工作队的工作也很配合。我们生产队工作组下去的第三天，也全面接替了队长、会计的工作，开始重点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小四清），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学过会计，好在培训时突击学了些财会基本知识，也学了珠算，这时还真用得上，由于生产队不大，又有队长、会计的配合，生产队的清理工作很快结束，也有些不清的问题，但很容易查清和纠正。当时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三天一汇报，五天一总结，清出的问题越大、越多就越有成绩，如某队的会计有重大经济问题，某队查出暗藏的敌特分子，大队妇女主任因爱打扮、性格外向及一些小事，被清出来要批斗，她不堪忍受而自杀。青阳全县上下，人人自危。好在我们工作组杨组长，有过政治运动的经历，又很实事求是，每次汇报、检查，他都能沉着应对，直到春节前告一段落，这个生产队的干部、群众没有受到伤害，当然这个范围在全县是小之又小。

为了研究前段社教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1964年底至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要求对待干部一分为二，绝大部分基础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尽快把他们解放出来。社教工作要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工作方法上要求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神秘化，反对“人海战术”、繁琐哲学；把搞好生产等作为衡量社教进行得好坏的标准。“二十三条”的下达，解放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打击面过宽的偏向，稳定了农村的形势。但是，“二十三条”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式定为“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突出强调社教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矛头引向党的上层。1965年1月26日，中共安徽省委二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当前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工农业生产等工作的部署意见》，要求按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办事，把“四清”运动进行到底，对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春节后，我们回到青阳，根据上级部署，“四清”工作全面铺开，生产队工作组只留下我和老王，其他同志都分配到新区，这时“四清”工作主要在上层，生产队“四清”工作已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除了开会、组织群众学习外，更多的是参加劳动。当时是农闲，为了增加生产队集体收入，章队长带领一帮劳力到山里砍柴，我们也参加，但他不让我们去，因为要爬山，很累。青阳县虽然是山区，但县城及周边是盆地，多是平畈、岗地、矮山，甚至还有一个天然湖，水面数千亩。这里去砍柴，先沿公路向北走3里路，再折向西面高山，经过十多里路的跋涉，来到一处阳牌山坳，有一片很大的杂树林，尚无人管理，我们砍下树条、灌木，用藤捆扎，每人都带有专用的尖担（当地叫葱蒿，挑柴用的长棍，竹木制成，两端用铁包裹成锥尖，可插入柴束内），一挑两捆，最棒的劳力能挑一百五、六十斤，一般劳力挑一百二、三十斤，为了省力和便于停歇，砍柴的人都有带上打杵（用硬木做成的长杆，呈不规则圆锥形），累了，就用打杵从担柴的另一肩膀插入，将尖担挑起，柴捆一头着地，另一头翘起，两脚叉开，就可以休息片刻。中午（实际是下午1-2时）时分，砍柴的人都还在下山的路上，饿了，就找块有泉水的平地停下来，嚼着带来的钣锅粑、杂粮粑或其他干粮，就近用竹筒舀点泉水喝，就算中餐了。这里人家基本上也是一日三餐，但不同的是，以早餐为主，米饭或杂粮饭，必须是干的，一般先是上山干活的劳动力吃饱，并将锅粑、玉米粑用小布袋装着带上山，妇女、老人、小孩后吃。晚餐，一般很简单，多是稀饭、玉米糊等，很少能吃上白米饭。生产队砍柴持续了近一个月时间，劳动力安排轮流休息，我们只参加了五、六次，真正体验到农民劳动的艰辛，终生难忘。

农历二月尾，田间、地里、山上的农活开始多起来，社员们也开始忙碌起来。我和老王除了开会，也经常参加生产队里田间、地里的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我们和社员关系很融洽，相处时间长了，他们也喜欢找我们拉家常，家长里短、喜怒哀乐，我们都尽心倾听，但除了为两个特别困难户争取到一点补助外，没有为他们解决什么问题。“五一”节后，老王接到通知，结束了两年多的农村劳动和社教运动的锻炼，回到北京的工作单位。老王中等个头，体态稍胖，方面大耳，他家祖居北京郊区，好像是旗人的后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他很少谈及，他说话语速较慢，但很好听，就像现在影视剧里的那种“老北京”韵味。老王写得一手好字，平时寡言少语，很低调，不张扬。相处几个月，才了解他的一些情况，他高中毕业后进入协和医院，通过函授学习取得中文专业大专文凭，在医务部做行政工作，他不是党员。分别后，我们还经常通信，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我们友情的珍重，对当时农民生活疾苦的关切。他的内心世界其实也很丰富，只是很少表露。老王等一批人撤走后，大队工作队员只剩下十一、二人，这个大队共有十七个生产队，经过调整，实行分片驻点，我和老汪包的片有三个生产队，老汪是桐城县的一个公社干部，三十多岁，富有农村基层工作经验。五月份以后，主要是建立和巩固农村基层组织，对前期工作进行整改、总结，同时支持发展农业生产，六月底，全部工作已基本结束，

青阳县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皖南山区东北部，南依黄山，北枕长江，九华山脉绵亘中南部。面积1204平方公里，当时辖14个公社，人口只有15万，其中绝大多数为农业人口。县境地势南高北低，南部群峰峭拔，中部丘陵绵延，北部以平原、圩区为主，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境内的九华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地藏王菩萨的道场。九华山位于青阳县城西南20公里处，距长江南岸贵池市约60公里。方圆120平方公里，主峰十王峰1342米，为黄山支脉。九华山共有99座山峰，以天台、十王、莲华、天柱等9峰最雄伟，群山众壑、溪流飞瀑、怪石古洞、苍松翠竹、奇丽清幽，相映成趣。名胜古迹，错落其间。九华山古刹林立，香烟缭绕，是善男信女朝拜的圣地；九华山风光旖旎，气候宜人，是旅游避暑的胜境。我们久慕九华山的胜名，由于工作队的纪律约束，虽近在咫尺，但一直没有机会上山游览。六月下旬，“四清”工作接近尾声，纪律松了，对我们这批年青人来说，可以自由活动了。六月底的一个睛日，我们六个同学结伴上山，先从县城乘车到五溪小镇，再步行十多里山路至九华街。这里海拔600多米，是九华山的中心，主要寺庙也集中在这里，因此有“莲花佛国”之称。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山镇，除了庙宇外，还有学校、旅店、商店、农舍，当时稀有游人，古朴雅静，好一个“世外桃源”。当晚在“九华旅社”住宿，次日早起，用过餐，即上山游览名胜。九华街上的化城寺，是九华山历史最悠久的晋代古寺，也是九华山的主寺，寺的建筑依山势布局，反映了高超的建筑设计艺术。从九华街往东走不远，有一建在悬崖上的殿堂，就是著名的“百岁宫”，其匾额上书有“钦赐百岁宫，护国万年寺”十个金字。据说，在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叫无瑕的和尚，26岁来到九华山，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山洞里苦修了100年。死后3年，人们才在洞中发现他的肉身。山上和尚认为他是活佛转世，遂将尸体装金供奉。明崇祯皇帝知道后封他为“应身菩萨”。于是供奉他的小庙香火日旺，寺庙扩展，成为九华山四大丛林之一。游人可以在寺里的肉身殿看到这具头戴僧帽，身披红色袈裟，端坐莲台之上的无瑕和尚的装金肉身。走进这莲花佛国的山门，极目所望，发现这里所有的寺院与普通的皖南民居几乎没有什么分别。寺院、尼庵与民居好像只有用颜色才能区分。在这里的寺院中也总能找到黛瓦、天井、马头墙，木雕这些鲜明的徽派建筑特点。九华山的建筑，是典型的徽派建筑。这里有一种窗户叫做槛窗，一般的大型建筑上面，或家庭建筑上面都有这种槛窗。寺庙也结合了徽派。为了采光的需要，寺庙窗户比较大，有玻璃。还有一种窗户，这个叫裙板、腰板。上面是采光用的槛窗，再一个典型的特征是天井，在徽派建筑中叫做泗水归明堂，一、二、三、四就是四个屋檐落下的水仍然归到明堂里，天井的作用是通气、采光肥水不流到外面去，仍然留在自己的家里，所以虽然是寺庙，但也把儒家的思想和徽派建筑融会在一起。九华山的建筑，除了粉墙、青瓦之外，还有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墙体高大的马头墙。在邻家房屋失火时能够阻挡外面的火势，保护自家的安全，因此也叫封火墙。九华胜景在天台。天台峰是九华山的主峰，海拔1300多米。有“不登天台，等于没来”的说法。从九华街上天台，约15里山路，沿路经过很多风景点。我们当时还很年青，充满青春活力，当有个同学一声高喊：“一、二、三，开始!”，六个人俯身脚蹬石阶,拾级而上,到达天台正顶，气势恢宏的天台寺突兀眼前。天台寺，又名“地藏寺”、“地藏禅林”，位于天台正顶上，是全国重点寺院。寺始建于宋，后废，明洪武时重建，遂为丛林。咸丰年间寺毁于兵火。光绪十六年（1890）重建。大殿为3层宫殿建筑，上层为九佛殿，中为地藏殿，下为地下室，卷拱石洞山门依旧。重建后的天台寺耸立山巅，气宇轩昂，寺与周边峰、石、洞融为一体，为九华山高山玄寺的代表，道场规模十分了得。登上天台，使你胸襟开阔，疲劳顿消。四周群山匍伏，远望九华街，只有蒲扇大小。极目远眺，天地浑然一体，长江如练隐隐可见。清冽的山风送来阵阵松涛、使人陶醉。周围的岩石，奇形怪状，多呈黝黑色。天台寺两边的摩崖石刻更添游人兴趣，这些石刻主要有：“一览众山小”、“中天世界”“非人间”等，尤以“高哉九华与天接，我来目爽心胸扩”隶书，直抒胸臆，惹人留连。在天台上看日出，据说其瑰丽景色不亚于在泰山日观峰看日出。因此“天台晓日”被列为“九华十景”之一。（以上文字有一部分复制于网上资料）

我们的时间很紧，也无心观日出和游览其他景点，游过天台后，匆匆下山，循原路返回，回到各自的驻地。

七月上旬，除留下少数人完成遗留工作外，社教工作队撤离青阳县，青阳县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也结束了。1964届毕业生仍未分配到工作岗位，我们班22个人随桐城县工作队回到桐城，住在桐城县委党校，县委组织部又派了一名组织员当我们的指导员，组织我们进行政治学习，参加县里的一些活动。这时池州地区又从安庆地区析出，安庆地区下辖桐城、怀宁、枞阳、潜山、太湖、宿松、望江、岳西等八个县，不含安庆市区。桐城是当时“四清”运动的重点县。我们八月中旬到安庆地委委党校集中学习培训。9月，以陈作霖为团长、钱俊瑞参与领导的安庆地委“四清”工作团进驻桐城，下设桐城县9 个区（下辖60个公社）及城关镇等10 个分团，共抽调4000多人组成工作队在桐城县全面开展四清运动，其中也包括1965届的高校毕业生。9月中旬，工作队员分赴各自岗位。我被分配在双港区某某公社某某大队。桐城是个大县，当时就有80多万人口，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五级。双港区设四清工作分团团部，公社设四清工作队队部，这个大队比较大，有十二个生产队，工作组只有七个人，组长是桐城县直单位的一个干部，但工作不久就调走了。以后的组长姓胡，是安庆地直单位的一名干部，山东人，转业军人，当年四十岁，文化水平不高，但办事认真，也很体谅老百姓的疾苦。七个人分片驻点。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摸底，这个大队的干部都没有什么问题，大队书记很年青，还不到三十岁，是开展面上社教才选拔上来的苗子，大队长五十多岁，是个老实憨厚的农民。桐城历史悠久，文风昌盛，为江淮文化圈的发祥地和集中地，但从当时的政治角度来看，社会成份复杂，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多，有港台、海外关系的家庭多，这里读书的人也很多，不少家庭都有子女在外上大学或在外面工作，生产队里的高中生也不少，这在当时其他地方是无法相比的。这里另外一个特点是公社、大队都有集体企业，这个大队就有毛笔厂、油石厂、农场，并且规模还不小，有专职推销员，产品畅销省内外，“四清”期间也并未停产。但对企业的经济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对少数挪用公款、侵占公物的人进行了清理、退赔，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后来听说，毛笔厂等企业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也停产了。当时四清运动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做到运动、生产两不误，开始主要是调查摸底、宣传发动，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并着手进行阶级队伍清理。春节后不久，全县工作队力量布局调整，大队留下老胡和我，这时已到春耕大生产的季节了，除了开会和继续原来的一些工作外，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支持生产上。渐渐地，我们感觉到上层对运动放松了，工作团的领导也变动了，政治气候很不正常。

时至1966年5月，“5.16”通知下达，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都改变了。六月上旬，既没有工作总结，也没有开会布置，我们就草草从工作阵地撤出，大队干部还是很热情，很客气地欢送我们，要我们常来做客。老胡回到安庆，我和同学们依然回到桐城县委党校，无事可做。1966 年5 月底，县委贯彻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组织干部、教师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7 月，县委设立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向桐城中学派出工作组，并将全县中、小学教员1000余人集中到县城，揭批教师中的“牛鬼蛇神”。8 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县组织部分中、小学校教师和红卫兵代表去北京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同时，“红卫兵”运动兴起，开始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进行“革命大串联”。全县各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纷纷成立造反组织，揭批本部门（单位）的“牛鬼蛇神”。我们同学当中有人提出成立组织，也有人写大字报，揭发某几个同学在学校搞小团体，等等，但毕竟我们没有具体单位，县里派的指导员也不再联系了，我们处在游离状态，个别人的“激情”也无果而终，还有几个同学不辞而别，回到老家当“逍遥派”去了。这年桐城久旱无雨，自六月中旬起，到八月上旬未下过一次透雨，田地干涸，禾苗枯萎，当时各级干部虽然大多受到批斗、冲击，但很多人顾全大局，组织抗旱。县里成立抗旱指挥部，组织各单位干部下乡，开展抗旱保收工作，八月中旬，我们十几个同学也分别下到大沙河沿岸的一些生产队。这几年，我们真切地体验到农民的疾苦，他们一年到头风里雨里辛苦劳作，还得不到温饱。如此大旱之年，他们食不果腹，还要拼命与老天抗争。大沙河发源于大别山区，悠悠长长，弯弯曲曲，她的水如奶汁，养育着沿岸的生灵。如此久旱，大沙河并未彻底干涸，有些区段，看似断流，但用锹掀去表层的河沙，下面就渗出清洌的水体。几十里长的河床，拉开了抗旱的战场，我们也和社员一起，开渠、砌坝，学会脚踏水车（木制龙骨水车，两人并排双手扶木架，用脚踏木辊带动龙骨）戽水，夜深人静，脚下水车有节奏地旋转着，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犹如一支支古老的歌谣，虽然很累，但无困意。直到九月中旬，一场连绵秋雨，使这片久旱的土地如获甘露，踏踏实实地滋润了一遍，我们也结束了抗旱任务，回到县城。这时大部分同学都回家去了。那时我们的工资都在桐城县里领，12月中旬，同学们都回来了，有人说，在合肥成立了“六四六五兵团”组织，是由64届、65届毕业生发起的，提议去省里参加活动。这样我们在中旬到了合肥，那时红卫兵还在串联，吃、住都不花钱，我们也住在接待站，白天到各学校、机关看大字报，晚上看一些造反派印发的简报和材料，或者闲聊，也没有参加兵团实质性的活动。1967 年元旦过后，又有人提议到北京串联，但这时外出串联，已非易事了，必须经过省里批准，好在有位合肥同学很有办法，找到当时还在问政的张副省长，这位领导经过运动的折腾，已身心疲惫，但非常和蔼可亲，看了报告，问明情况，立即在报告上签了“同意”，并由办事人员开了公函。下旬，我们七个同学结伴赴北京，有了省里的公函，火车、宾馆、学校、机关，一路畅通无阻，当然交通是非常拥挤的，去北京的火车，已经不是人挤人，而可以说是人堆人，走道上、厕所里、车厢连接处挤满了人，就连货架上、座位下也躺着人。到了北京，接待站将我们安排在国务院左家庄招待所，条件很好，住宿、吃饭免费，早上外出，还发给馒头、大饼等食品。我们白天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晚上无事。接下来，我们游览了天安门、白海、颐和园、长城，虽然当时在动乱之中，但对我们这几个年青人来说，既未成家，也尚未立业，了无牵挂，自由自在，尽情游玩，有机会来北京，是很兴奋的。在北京待了半个月，临近春节，同学们都回家过年。这时，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县内各单位造反派开始夺权。各级党政机关和公、检、法部门先后瘫痪。二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的决定》，县人民武装部开始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同时筹建桐城县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临时指挥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某部两度派出官兵19 人来桐城县“支左”。3 月，受安庆“3·15”夺权斗争影响，桐城中学造反派因对大联合筹备处的不同态度形成“红派”与“新派”两大派（亦称“好派”与“屁派”），其他各造反派也随之分化为两派，派性斗争逐步升级。我们的工作单位仍无着落，心情很烦躁，只有回家等待。

四月中旬，有了省里对64、65届毕业生的分配消息，过了几天，我们看到了文件，对分配去向也讲得很详细，物理学专业毕业生除了分到学校、工厂、科研部门外，还有物资、计量等部门，填表时我选择了工厂，地区不限，当时选择到工厂的同学很多，因为工厂主要是生产，可以少介入政治。一直等到七月上旬，有天，县生产指挥部政工组的同志，召集我们开会，宣布分配结果，我如愿分到一家地方国营机械厂，同在桐城县的同学中，1人已提前分到大学，4人分到小三线军工厂，2人分到矿山（时为保密单位），3人分到国家大型工厂，3人分到地方国营工厂，其余几名同学都分到了中学当教师，当然后来各人的工作都有变化，有3位同学被选拔到高校任教，有2人当了厅（市）级领导，我也于八十年代初调出工厂，进政府机关工作，直到退休。                                                                                                                  

                                                                                                                           2011年2月25日于南京

海天阔

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了不起，赞一个。

陌上花儿妍

文章内含丰富。问候楼主，祝写作愉快！

tkyujunnan

带我们回忆了一下60年代，{:soso_e183:}